和三十二处同志共事的日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度和三十二处的老师共事，日子虽短暂，印象却异常深刻。每天早晨去上班，教 导处董主住就守在门口迎接，一句“老师，您早！”使人倍感亲切。

 三十二处学校的老师中有一对夫妇，男的叫李士贵，中文系本科毕业，每天除了睡觉和吃饭，几乎全是和学生在一起，尤其是晚饭后这段时间他轮流着和学生谈心，商计班上的事，征求对教学的意见。他每天睡得很晚，学生晚自习后的时间全用来备课，备课笔记写得很详细，课文 分析得十分透彻。每次考试，九十五分以上的学生不会少于百分之二 十。要知道，他兼的是高二语文 ，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全班同学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一样，要摆正这样的位置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李士贵的爱人叫刘培珍，高中毕业，是一个代课老师，可你在他身上却发现不了半点临时代课的痕迹。她的高中毕业是货真价实的。她与我同兼一个年级的语文。记得讲《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这课时，她问我：“非人工建造的纪念碑你准备怎么讲？“我当时睁大了眼睛望着她说：“啊，这你还用讲吗？学生应该知道。”“不一定，昨天一个女学生问‘ 枕头’是什么意思？”“啊！还有这样的事，那你准备怎么讲？”“我嘛，准备这样讲，首先问学生知不知道什么叫纪念碑，见过纪念碑吗？是人工建造的吗？然后讲清课文里非人工建 造的纪念碑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非人工建造的纪念碑。”我当时很受感动！这女的很不简单，像她爱人一样，课备得这么细，教材钻得这么深，真是做到了吃透“两头”，又备教材又备学生。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要转到我班上来，是家长送来的，我跟家长说：“请您放心，我们会尽力把他教好的。”家长走后，刘老师说：“真不错，我从来没这么说过。”由此可见她的虚心和细心。

整个三十二处有个好作风，干活认真，吃得苦；他们打的井坚持挂中腰线，打进去笔直笔直，这是有口皆碑的。他们盖的局党校原办公大楼，不管是砌筑、地面、还是粉刷都 是高质量的，在当时整个萍乡市都难找出那样质量的建筑。六月天的中午，太阳直射，他们的工人光着膀子在干活，汗珠像油似的不停地往外冒。开会学习，座谈讨论，他们的工人发起言来是一套一套的，一讲起码都 是十多分钟或半个钟头，洋洋洒洒，头头是道。在教 学上也毫不例外，以讲古文为例，他们规定了要过五关斩六将。五关:背、默、译、讲、用。六将：字、词、句、篇、写作特点、主题思想。经过这样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们的质量要不好都不行。在教育上同样如此，一次组织学生到农村去栽禾。这在当时，本是司空见惯的事，可他们却郑重其事层层发动，写保证表决心造声势，我很反感，认为小题大作，没有必要，于是敷衍了事。到了农村，他们那些班级都按小组排好队，小组长带队。下到田里，一行四人，齐头并进，一场悄然无声的劳动竞赛在进行着，谁也不敢偷懒。班主任时不时的直起腰来看看进度。嗬！工效高极了，学生一个个规规炬炬，谁也不敢乱来。这源于他们事前的缜密考虑和安排，真是事半功倍啊！可我们这班呢，就按高矮 次序排好队下到田里，同样也是一人四行，我也埋头去栽，但效果就两样了，有的学生栽不到两行就跑到岸上去溜跶 去了，结果很显然，我们这班的工效低极了，我真是无地自容，羞愧难言。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得我生痛。

在三十二处那段日子，我爱人在焦源上班，离家三十多里地，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我婆婆得了子宫癌，公公尿失禁，四个孩子像楼梯等子，三个大的读小学，最小的还在摇篮里，每天上班要走三个钟头，早上起来要洗三个尿桶，一个尿盆，天天不吃早饭就去上班，下午下班后从施家岭挑一担煤到上栗街上的家里。菜就从施家岭三十二处食堂买一担大白菜担回家，一日 三餐都是大白菜。一个月不见的老同事见到我都说我改形换相，不认识我了。校长知道 我的情况后，星期天借 部板车拖到我家，说是要帮我去拖煤，我怎么能因为家里的事去拖累领导呢，再说我也拿不出一车煤的钱，所以我就婉拒了。我那时因为老人生病，真是穷得叮当响，买菜的钱没了，卖了一双旧套鞋一块钱拿去买菜。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时间是绝不欺骗人，愚弄人的。三十二处学校的领导老师高度的责任心，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对教育工作如痴如醉，一往情深，培养出了高质量的学生。这么多年过去了，和三十二处的同志相处的日 子，至今使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