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

七七年大年刚过，喜庆的气氛还在，爆竹的硝烟仍然弥漫，我从上栗到萍乡开会，带着我七岁的小儿子。弟弟在安源车队上班，接到了北京嫂子发来的电报，说在部队的哥哥已下病危通知单，得的是白血病。这真是天塌下来了。做梦也没想到的事。两年前，哥哥来信说他的一个同事得了网质细胞增生病（白血病）要我在萍乡买稀莶草和千金子草寄过去，结果，问过萍乡各药店均缺货，未寄。我联想起这个事是不是就是他自己？与会的同志告诉我，田鸡婆，一种拳头大像小鸡似的动物可治疗血小板减少。于是我和弟弟立即找到萍乡市公交公司肖圣明书记开后门买了两张长途汽车票赶回上栗，适逢下大雨。回到上栗鞋子也来不及换，就穿着皮鞋，在田头、地边、秆堆下到处找田鸡婆，弄得两人浑身是泥，田鸡婆的踪影也未见着，老表说：“冬天哪来的田鸡婆呀，田鸡婆夏天才能出来。”管不了这么多了，一边张贴广告请人抓，一边张罗弟弟立即进京探望。到了北京，弟弟赶紧往医院跑，医院审查很严，询问弟弟有什么毛病没有，有没有感冒，如有感 冒，就只有在镜子里面见面，病房门口立了块镜子， 没有感冒可以直接见面。弟弟直接见到哥哥，因为弟弟什么病也没有。哥哥形容枯瘦，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么大老远跑来干嘛?不耽误生产吗。最多呆一星期就回去，早一点去买返程票，免得买不到票。“弟弟见到了哥哥的顶头上司，领导说：“你哥哥病了以后，我们给他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小组，配备了一名参谋专门负责，安排了一部专车，从日本进口了高级化疗药品，从各大军区调了白木耳，因为当时白木耳相当紧缺，请来了北京名医来会诊。”弟弟一个星期便返回了萍乡。有人告诉我，鸡冠山有一位老人会采一种草药治白血病，但他年纪很大，很少去采了，再说他常不在家。不管怎么说，我先生还是去找了他，经再三请求，他帮了这个忙，用装大彩电的纸盒采了一盒寄到北京后，嫂子偷偷地给哥哥服了，但毕竟是太晚了，他承受不了，每服一次就吐得翻天覆地。五一节的时候又寄去一次，终因身体虚弱，九月，数症并发去世。组织上追认他为烈士，子女予以安排，骨灰放八宝山。他的领导跟弟弟说：“你哥哥是个 大好人，1960年就要给他提级，他坚持不肯，把机会让给别人。家属房大修时，建筑机械没地方放。他腾出房子放。他的办公室在林立果办公室隔壁，一次，林立果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你哥哥借机不参加，三百名就缺他一名，当时他可能闻到了异味。”听弟弟这么一转达，我就联想起，哥哥有一段时间总写信说要回江西工作，我就纳闷，好端端的回江西工作干嘛?他说：“回萍乡也行，回上铙也行。”我告诉他，回萍乡孩子上学没问题，但要再返回北京就可能会困难。我估计他可能已经遇到了麻烦，斗争太激烈了，压力太大了。                            哥哥是个有志气的人，他还在很小的时候，那时父母只生了我们兄妹二人，他就对我说：“长大了你去学纺织，我去参军。”果真1949年解放，他就参军了，先是在南昌望城岗军政大学，后到武汉、北京。文 革时进了柳河“五七”干校，后带职在鞍钢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到北京从事飞机编组工作。                                                        哥哥一生学习刻苦，工作认真负责，求上进。他精读了《资治通鉴》，研究《孙子兵法》，父亲知道了以后说：“阅读《资治通鉴》，可是要一定的古文基础啊。”他关心我的学习，我在师范读书，他给我寄了钢笔、球鞋、书《改造思想》、《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他希望我师范毕业后能到北京去学俄语。记得小时候，父亲要我从三年级开始写日记，每天要写满一页日历纸，有一天，我突然“知道”两字不记得写了，问哥，哥不肯告诉我，要我换一个同义词，我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后来妈妈告诉我：“晓得。“有一次，我在书房里画画，书房门正对风巷，风巷里坐着父亲的同事，有一位女同事嘴巴有点扁。我画了一把茶壶，哥说：“哪里都画得好，唯独嘴巴有点扁。”父亲的同事走后，妈妈批评我们：“你们两人搞什么名堂？”哥说：“什么？什么搞什么名堂？我们哪搞了什么名堂？“”你们说什么茶壶嘴巴扁扁的。“哥说：”无意的，纯属无意！“我们在一起掏鸟窝，抓麻雀、钓青蛙、粘知了，捞小鱼，哥是主角，我是配角，我是哥的跟班和帮手。永远忘不了，用稻草编成一根粗绳拦小鱼，哥哥拽一头，我拽一头。鱼在稻草上狂蹦乱跳，我俩哈哈笑。                                                                      哥哥永远地走了，他走得太仓促了，走在年富力强之时，走在人们正需要他之时，走在生机勃发之时，那年他才四十三岁。